并且，颇受龚先生推重的郭齐勇先生，在与我商榷的大作中也明白承认：父慈子孝就是为仁之本。
[21] 黄玉顺：《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学》，《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系辞下传》）。
例如，《老子》就说道之为物（第二一章）[⑨]。众所周知，此语出自《周易·系辞上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易》实质上是指的《易传》。鸟、兽也者，大别名也。[35]《易纬》：林忠军〈〈易纬〉导读》，齐鲁书社2002年11月版。
其相通之处是双方都在追寻形而上者。[2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所以，撰起文来可能缺少一点底气。
在上智下愚始终不移成为傲视群氓的座右铭的时候，满街都是圣人的一视同仁则被斥之为贤与不肖一人一票的一刀切大锅饭。什么普遍人权？想当年我们只有父权君权，不也照样潇潇洒洒地绵延了几千年。什么科学技术？没有这些工具理性的奇技淫巧，千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家们也没见谁死于脑瘤、光过屁股。其实恰恰失去了王朱孟孔还曾具有的自我批判勇气。
当代儒学原教旨主义的最终胜利 = 两千五百年儒家传统的永远坟墓。与其说是一个由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具体组成的严格教派，不如说是某种体现在一些学者思想观念之中的精神偏爱？ 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几乎缺失学术批判的精神，全然充满狂热崇信的意念。
至于现代文明鼓吹的观念原理，更是一堆不可闻的臭狗屎。当然有时候也抽冷子来点儿猛烈而激情的自我批判。于是，情绪化的不顾事实、不讲逻辑、偷换概念、强词夺理，便成为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哪怕总是由此达到自相矛盾、张冠李戴的崇高境界也在所不惜，甚至还常常因此自鸣得意，深感自己真了不起。在父子相隐、窃负而逃成为大孝之至的美德典范的时候，恻隐仁爱的普遍原则倒居然变成了庸俗小人的可鄙乡愿。
在任人唯亲的习俗惯例受到情不自禁的热烈肯定的时候，尊贤使能的美好理想却反而出现了十分严重的不少问题。所以，说起话来未免心中有些发虚。难道就不担心没失足便已成千古恨，自己再也拿不到据说只有上智之辈才能享有的那张票根？ 到了理屈词穷的山穷水尽，还有人兽之辨的柳暗花明。什么自由民主？我们最缅怀的就是既伟大又慈祥的商汤文武这些君父。
什么法律正义？怎赶得上窃负而逃的父慈子孝、封之有庳的兄友弟悌有情有谊？ 什么人人平等？现而今只有哥儿几个才是有道德、有智慧、有品位、有高才、不肯与庸愚为伍的儒家精英。我是原教旨我怕谁？ 让人纳闷的只是：如此这般还敢宣称上智下愚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以为自己铁定了可以在精英行列中永远站稳脚跟，尤其在合理等级的智商方面必然地高出他人一等。
于是，小人女子为难养也的名言，便突然放射出为政以德、尊重妇女的灿烂。好像孔孟朱王那些真诚为民众着想的心声，才恰恰是务必彻底除去的肉刺眼钉。
因为当代儒学终于也迎来了自己的原教旨主义。倘若再加上辜老先生的上街吐痰就是精神文明，原教旨的儒家交响曲便可以奏出时代的最强音只不过在随后的二难选择中，他们又从两害相较取其轻的灵活性角度出发，出于不得已地作出了保全人伦亲情的无奈而又艰难的选择。但只要稍微仔细阅读一下这些文章就能发现：我批评的根本不是血缘亲情本身，更没有荒谬到主张它是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切负面价值的源头。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结果与传统儒家舍仁而取孝的悖论显然不可以同日而语。有鉴于此，我认为，郭先生如果能够具体明确地指出东西方哪些国家的现行法律体系不允许父子、夫妇互相指证、而不是仅仅大而化之地提出一些抽象空泛的论断，他的观点对我来说或许会具有某种说服力。
我想，在我做出这一澄清之后，郭先生应该不会再认为我一向批评血缘亲情，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切负面价值的源头了。其实，从逻辑上看，以孝为大与以孝为本在孔孟儒学的思想体系中也是根本一致的。
从理论上看，虽然仿佛可以拔高前者的价值意蕴和思想境界，但在实质上却是对《孟子》文本的一种严重误读，甚至可以说是 全然没有看到孟子仁政观念中所蕴含的重要思想。他在《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中公开指出：孟子有关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
而深度层面上的温床效应，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以间接的方式实现的——虽然《孟子》文本中记述的两个有关舜的案例应该视为例外。？这一设问也很巧妙，故意吊读者的胃口，不让读者有更多想象的空间与解释的余地，仿佛舜只有要么乘机报复、要么徇情枉法两种选择。
郭先生随后又指出：任人唯贤是儒家的主张或理想，但决不是刘先生所说的‘普遍性行为准则。郭先生或许想要强调血缘亲情是一切正面价值的源头（很可惜，按照郭先生的这种看法，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切不是以血缘亲情为源头的内容，如道家佛禅的某些观念、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和民主、乃至著名的四大发明等等，大概都不再具有什么正面价值了），所以就想当然地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必定是与他正相反对的——虽然他自己曾撰文严厉批评二元对立的西方思维模式。因此，他在文中这样问道：遍查儒家典籍，儒家何时主张只顾自家利益，不要百姓福祉，自家利益可以高过百姓福祉来着？其实，我们或许大可不必劳神费心遍查儒家典籍。或许，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任人唯贤与加封兄弟明显不同、不是以血缘亲情为源头，因而在郭先生看来本不具有什么正面价值。
上述回应，如有不当，还请郭齐勇、杨泽波、丁为祥诸位先生批评指正。再从更广泛的视角看，我认为，如果我们真正想在当代条件下弘扬儒家传统，就应该辩证、批判地审视儒家传统，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中那些富于活力的积极因素，尤其是那些提倡恻隐仁爱的普遍性观念，另一方面根本否定其中那些陈旧腐朽的消极因素，尤其是那些滋生腐败、压抑公德、轻视法制的特殊主义观念。
因为杨先生大概不会忘记，他自己就曾经言之凿凿地认定：主张父子亲情比‘王天下重要，是孟子思想中极为精彩、极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在这里，‘天子之位只是陪衬，孟子所要突出的则是正义、善超越于所有的人间势位，从而也超越于作为人之‘本原根据的血缘亲情。
杨先生批评我误读《孟子》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拙文讨论的舜的两个案例并非史实、并非确史，而拙文未加考证，就言之凿凿地认定其为舜的……真实案例，……是有欠考虑的，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不能说是严肃的。此外，我认为，无论从实证史、还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杨先生在文中提出的下述命题似乎都不能说是严肃或不浮躁的：如果孟子有关封之有庳的记述确实属于史实，那么就说明，……早在舜的时候就有了封建的制度。
至于拙文多次指出舜真诚地从事了上述行为，当然也不能理解为认定舜真实地从事了上述行为，因为前者是就《孟子》文本中记述的舜的内心动机而言，后者是就舜在历史上是否真的从事过上述行为而言，二者之间的差异并不难发现。结果，按照杨先生对《孟子》文本的后面这种解读，在孟子赞许的窃负而逃案例中，为了维系父子亲情亦即为了尽最大的孝而宁可不做天子的舜，便不再有资格被说成是尽了最大的孝了。请问丁先生究竟是按照什么样的逻辑，怎样从如果放弃了父子亲情，……那就人而非人了这一前提中，推论出正义、善超越于所有的人间势位，从而也超越于作为人之‘本原根据的血缘亲情这一结论的呢？这种超越于作为人之‘本原根据的血缘亲情之上的正义、善，在丁先生看来是属人的呢、还是非人的？ 第十一，丁先生指出。同时，鉴于郭先生认为孔孟主张的尊贤理想即使在今天也包含着一些缺陷弊端、甚至不可能成为普遍性行为准则，我推测他大概也不会在当代条件下弘扬传统儒家的这一理想。
）这样分析古典、判断古人，是不是像丁先生所理解的拙文一样，也有因现代人之病而让古代人吃药之嫌——或曰有因张三之病而让李四吃药之嫌？ 以上是我就丁先生自己的正面观点提出的几点疑问，想请丁先生赐教。相反，舜如果不去阻止皋陶依法逮捕审判瞽瞍，倒可能会使全体臣民深感大舜治下法令严明，并且普遍形成孟子说的那种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的正常伦理心态，由此树立严格遵守法律、不去相互残害的良好社会风气。
其实，倘若依据那个时代也不可能根本放弃的奉公守法、维护社会秩序的普遍性准则，尤其是依据儒家自身的那些普遍性道德观念，这些举动在当时仍然是一些不道德的腐败行为，根本不能视为伦理的常态，因为它们明显违背了孔孟自己提倡的仁爱理想和尊贤原则。从总体上看，郭先生完全不同意拙文把《孟子》记述的舜的两个举动界定为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的腐败行为，而是坚持认为：它们和孔子主张的父子互隐不仅在当时是应当宽容的传统习俗，同时在深度伦理学的意义上还始终是伦理的常态。
其次，再从郭先生着重论述的孔孟时代的历史背景看。鉴于我已经在论孔孟儒学的血亲团体性特征一文中详细地论证了我的见解，这里我只想举出孔孟儒学的另一观念作为旁证，以澄清这个关键点。
